首先，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谁来监管？

按照传统，这类问题往往是寺庙内部处理。但是从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来说，这很容易导致内部的袒护问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领域已经发生了无数次。释永信的问题影响很大，多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同样希望，类似的问题在日常阶段就被发现——既要有制度性的建设，同样也要有运动式的反腐。

很多人对宗教事务的日常监督，大概希望像是武侠小说里边，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来进行，这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很复杂。像是释永信的问题，背后必然涉及到复杂的金融关系，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有限的人，很难找到问题所在——德高望重并不能解决会计学问题。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道德批判能解决的程度。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独立于寺庙运营，同时又有专业监督能力的机构来限制宗教界的腐败问题，对各个宗教机构进行定期的审计工作。而当下我国的宗教管理相关机构，还没有专门负责这方面的部门，这或许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的机构设立，或许应该向各种商业监督机构学习经验，这并非是否定宗教本身，而是与时俱进。

另一个问题则更加复杂，就是宗教产权的问题。宗教产权所属关系混乱，归属主体不明确，会带来管理上的大问题，这往往是宗教腐败的成因。究竟是寺产还是私产，这中间的模糊空间是极大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的规定并不严密，而实际上各地的情况也很复杂，宗教财产有归于个人的，有归于集体的，有寺院自己的，也有地方政府的，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

而因为这些复杂的产权问题，宗教财产的情况往往是不透明的，不需要像企业一样公布财报，社会的监督力量难以影响到宗教机构，自然存在极大的内部操作空间。部分宗教机构的财产变成家族式的继承，无疑是宗教腐败的滋生地，在“一家一户私产”这样的模式下，腐败的风险有可能会大到失控。

类似的产权问题在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之中有很多讨论，宗教领域自然也要面对同样的考验。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可以暂时不作为重点，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解决，宗教机构产权制度的完善，无疑会有助于我国宗教事业的蓬勃发展。毕竟虽然上文说了西方宗教机构没有放弃商业化，但是他们的产权结构往往是明晰的，同时商业部门也保持着很高程度的独立性，这或许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今年四月，美国网红“甲亢哥”在河南学习少林功夫。

今年六月，NBA马刺球队的当家球星维克托·文班亚马在少林寺剃发，闭关进行修行。

同时，一部分在文化旅游行业发展较为快速的寺院，往往是跟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潮积极参与商业化的，所以作风也和当年部分企业有类似之处，很多寺院的运营实际上是承包出去的，能发展起来就好，制度上缺陷明显，内部产权上也不够明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是这类寺院的普遍情况，此类模式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成就，但是同样有可能增加腐败的风险。而面对新时代的新情况，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并不是算旧账，而是新时代总要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时候情况还会更加复杂。我国部分地区的宗教氛围相对浓重，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宗教人士往往对社会有远超本身的影响力，这也带来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时会看到，信众可以捐出大量的资产，企业家从“大师”这里寻求转运，甚至腐败分子也希望大师的力量能帮他摆脱罪行，极少数宗教人士甚至成为了腐败活动的中间人。

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也是宗教腐败的一部分，甚至这样的问题，影响不只在于金钱，还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类似这样的情况，传统的监督手段是有局限性的，而这样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们迫切需要解决。

其实我们不难意识到，想要防范宗教腐败问题，需要建立新的监督机制，还需要明确宗教的产权制度，同时还要有社会监督的参与。但是考虑到宗教事务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宗教事务的差异性，指望一个一刀切的方案能解决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解决。这种事情上也没有什么便利的国际经验可以学习，毕竟其他国家的宗教机构，各种腐败丑闻层出不穷，终究只能是见招拆招。

如果考虑实际情况的话，未来宗教机构的产权结构，应该是相对特别的。不放弃商业运作模式的同时，商业部门与宗教机构本身应该各自独立，毕竟人很难同时进行商业与宗教活动，这样有利于保护宗教人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形象，也减少贪腐的风险，同时独立的商业部门可以按照法律与商业规范，接受法律与社会的监督。这是理想化的情况，具体要如何实施，总归是需要时间来回答的。

当新时代的宗教遇到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靠回到过去来解决问题，也不能希望曾经成功的老办法可以包治百病，当宗教本身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全社会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来为新时代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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