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学通】

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讲话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点。杨洁篪在中美阿拉斯加“2+2”高层会晤上告诉美国官员，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即使当前中美之间紧张关系持续加剧，此番表态也是异常严厉的，尤其考虑到杨洁篪是主管中国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杨洁篪发言的背景也值得注意，这是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首次高级别外交会议。因此，外界将杨洁篪的发言理解为中国对拜登政府的警告。

在中国国内，杨洁篪的话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共鸣——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国际媒体将杨洁篪的话解读为后疫情时代中国试图成为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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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的发言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范式转变。中国认为，大国地位的提升使其有权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新的角色——这与美国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是无法调和的。中国最初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这一希望已经破灭。相反，中国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孤立中国，这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北京这种新的自信并不意味着它将在每一个领域挑战华盛顿。中国拒绝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把中美竞争限制在它认为有优势的领域，如应对新冠疫情、减贫、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支付和5G技术等。然而，从整体上看，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将以更大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将有力反击任何遏制自己的企图。

中国的双重身份

中国习惯称呼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在过去意味着中国的能力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今，这意味着中国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成功和美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是所有大国中遭受损失最小的国家，也是唯一在过去一年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到2020年底，中国GDP已达到美国GDP的71%，高于2019年的66%。而且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信心在未来十年内继续缩小中美经济差距。在他们眼里，中国已经走过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阶段，现在到了“强起来”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单极秩序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加速了这一秩序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中美为核心的多极秩序。

几年前，中国还对百年大变局抱有乐观态度，憧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动荡，特别是华盛顿在2017年决定给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的标签，影响了中国官员的乐观情绪。

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采用了更加冷静的语气，列出了技术和发展领域的机会，同时警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将为不稳定推波助澜。然而，在北京眼中，底线仍然没有变化：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可以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仍有其局限性，尽管已是一个大国，但中国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其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这样认为是正确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人均GDP只有10484美元，日本是40146美元，德国是45733美元，美国是63416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也是为了表明北京的地缘政治取向：即使中国在经济上赶上了西方，中国仍将坚定地留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所说的，中国将“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家庭”。

中国限制竞争领域

这种双重身份将影响中国后疫情时代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缺乏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所需的资源，没有承担全球责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会跟随美国的步伐。在某些问题上，中美竞争不可避免。

以意识形态竞争为例。一方面，中国急于避免将与西方的关系定格为一场新冷战。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扩张主义可能会引发反弹，从而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他们并不寄望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强调中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暗示其他国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其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将努力塑造一个有利于其崛起的意识形态环境，反击西方价值观。例如，美国从选举政治和个人表达的角度来定义民主和自由，而中国则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民主与自由。华盛顿应该接受这些意见分歧，而不是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同样的信念将激励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外交战略。与西方的普遍看法相反，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拒绝多边规则和多边机构，中国只是不接受美国在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制定规则。中国的目标是让国际准则建立在包容性多边主义之上。这就是中国政府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多边论坛的真实想法，比如中国与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国家分别建立合作论坛。

同时，中国希望得到其他大国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之上的对待，中国强硬的报复性制裁战略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特朗普政府因一些香港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对14名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时，中国对28名美国官员进行了对等性制裁，其中包括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同样，北京也迅速对英国和欧盟就新疆问题的制裁进行了报复。中国政府认为任何制裁或批评都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

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新冠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试图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中国政府认为，保护主义、世界经济放缓和全球市场萎缩的负面影响将超过这场全球大流行疾病。

因此，2020年5月，中国宣布了新的“双循环”战略，旨在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做强中国庞大的内部市场，建立强大的国内供应、分配和消费链，从而减少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经济脆弱性，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科技将成为“双循环”战略的中心，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政府希望由此产生的国内繁荣将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北京还将寻求减少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包括在外贸和对外投资领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2020年，中国开始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试点数字人民币，这种创新有朝一日可以让中国及其商业伙伴在受美国控制的SWIFT系统之外进行货币交易。SWIFT是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杠杆。

当然，中国不会完全向内转，中国还会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冠疫情期间进展缓慢。“双循环”战略将国内市场而非全球市场作为中国的重点，因此，今后的“一带一路”项目将更多地基于市场需求而非政治考虑。中国还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前提是这些国家能够顶住美国的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战略在后疫情时代基本保持不变。北京试图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一支世界级的战斗力量，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强调网络战能力而不是常规能力，强调基于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而不是单兵作战能力。然而，解放军的任务仍将是威慑，而不是对外扩张。

中国2021年的军事预算，尽管比其他大国要多，但还不到美国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一。除了这种预算差距，中国军队还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北京对直接的军事冲突保持警惕，并将继续拒绝军事联盟，因为这可能会把它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一直避免让南海和中印边境冲突升级为战争。

良性竞争

最初，拜登的胜选在中国政府内部和媒体中引发了乐观情绪，他们判断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会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但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拜登迄今为止的对华政策在许多方面延续了特朗普的对抗性做法。因此，未来中美关系的紧张或竞争程度不太可能比特朗普时代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