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奇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相关内容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其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产业维度，而“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则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空间维度。与此同时，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也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升级优化提出了要求。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竞争力是两个重点。

总体上，产业链竞争力主要对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中美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当然，这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

例如，中美冲突不仅使得我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提升竞争力更为紧迫。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中性意义。

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一、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冲突具有特殊复杂性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既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地，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

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在曾经的美苏、美日关系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

这甚至决定了两国在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且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二、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多元化、数字化、低碳化

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多元化、数字化和低碳化。

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

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我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我国与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障碍。

相较而言，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着一定的隐忧，尤其是美国一些机构给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化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可能面临额外的约束。

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决议，以及美国早在2008年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的失败尝试——《沃纳—利伯曼法案》，都列出了免于征税的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体量不大，受影响较小。但是另一些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约束。相较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

全球绿色发展与碳中和主题会议开幕式与欧盟CBAM与中国产业双循环圆桌会议。图源：中国经济网

中国工业化已经从粗放扩张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

可见，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