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中，所谓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 指的是一个国家对他国或世界事务的道德规范或道义观念（norms）的影响力。类似的，“价值外交”的概念指的是一国以实现和推动某种价值和道德规范作为其外交和国际事务的目标。

日本首相安倍就宣称，他领导的日本外交是“价值外交”，要加强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起推动和捍卫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形象是注重国家利益、务实、低调、避免介入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纠纷。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逐渐有声音指责中国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实际上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能积极支持美、欧等西方力量全力推进的价值外交。

近年来，西方人对中国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外交和全球战略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奉行的是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为了在非洲、亚洲等地获取经济利益，不顾甚至损害西方在这些地方推行良治政府、民主、人权的外交目标；

二是中国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大量出口获利，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

三是中国在非洲、拉美等地区实践的是新殖民主义，掠走当地的自然资源又向当地倾销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占领当地的市场、压抑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各国和不少全球治理的问题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外交的规范性问题逐渐显著起来。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到底代表了什么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愈来愈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韬光养晦到大外交

但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历来是具有丰富的规范性内涵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印度等国最早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等，就代表了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原则。在国际交往和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发展的努力中，和平共处、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等都是非常闪光的外交价值观，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外交理念的巨大贡献。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力有限，在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二来由于美国、欧洲主打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主导了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国推崇的和平、独立等外交价值一直处于国际事务中的非主流位置。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逐渐走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更加积极地参与塑造世界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分析家认为，中国外交新的大战略已现雏形。

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大战略，就是在不谋求挑战基本的世界格局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增量的方式，将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权力从过去的中心（欧美）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成长国家身上的战略。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RCEP、亚太自贸区、亚信组织等合作机制，都是在不挑战原有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平台的前提下，在全球多边合作中开辟新的场域、新的平台，非常契合中国在国内改革中遵循的“增量改革”的精髓。

时殷弘教授称这些举措为中国的战略经济。有人称中国这些战略为新版马歇尔计划，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笔者则将中国这一实现全球格局中相对力量的转移的策略，称为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Incremental Inter-Continentalism）。

可以预见，未来十到三十年间，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地缘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版图。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如此积极的大外交，有没有价值观的支持？

从“和平发展”到和平与发展

从2003年左右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到后来调整为到“和平发展”，中国讲的都是自己的崛起或发展，目的是通过强调自己崛起和发展的和平性来减弱国际社会对自己崛起的担忧。

今天，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则带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中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带来和争取两个重要公共产品，即和平与发展。

和平问题上，中国秉承了长期以来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但是现在中国的国力使得中国在维护和谋求地区和世界和平上，可以比过去起大得多的作用。

中国在谋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上，在谋求亚洲新的安全秩序上，在协助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上，都以和平的手段追求和平的目标。这里，中国对和平的实现方式与美国等新干涉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在一些安全局势恶化的地方反对单边军事干涉也是中国追求和平的一贯原则。

石之瑜教授认为中国对地区性混乱和冲突的态度，强调由冲突方协商解决而不是由外来势力单边干涉来解决。这里有中国外交和治理智慧及理念中对“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理解，即一个地区的和平必须由地区内部的因素来实现，而由外部力量来实现和平则是不可持续的。

在发展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消费能力增大，以及中国居民到其他国家旅游、就读等，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以及众多双边和多边的贸易、投资协定，中国的投资、技术等，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与拉美日益走近，是“和平与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图为习近平会见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

中国崛起的规范性力量

和平与发展既是中国自己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目标，同时也是用来是获得对方（双边或多边）支持与合作共赢的目标。换句话说，现阶段中国的崛起正在引导各国将国内治理、国际合作的目标转到和平与发展上面来。

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英国的崛起以推进自由贸易为价值，美国的霸权以推进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实现，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观，是和平、开放、包容式发展的价值观。

这和美国通过颜色革命推动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欧洲推动的民主、人权、环保和生态文明等价值观有所区别。但是和平与发展也是世界需要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遭受经济衰退的发达国家如欧洲也都需要的。

对全世界来讲，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也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具有明显的规范性作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崛起，而且是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价值观的崛起。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与政治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