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有情报史专家开玩笑说，间谍是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

1987年，彼得·赖特在其回忆录《抓间谍的人》中，公然指控曾执掌英国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为苏联间谍，代号“埃利”。这本书如一块巨石，在英国政坛和情报界掀起滔天骇浪。

由历史研究者沙青青所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3月出版的《敌友难辨：冷战谍海逸史》一书以此为引，揭露20世纪初至冷战高峰期的英、美、苏情报系统的崛起、发展以及彼此斗争的情报暗战。全书以大量绝密档案、真实采访、当事人著述，揭秘冷战博弈的情报真相。

书中以间谍的潜伏与暴露为线，串联谍战的四个阶段：古琴科事件背后暗流涌动，拉开冷战的序幕；“剑桥五人组”潜伏在英国核心情报部门，对苏输送关键情报；柏林隧道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谍报交锋惊心动魄，冷战局势不断升级；1983年韩国客机被击落，瑞安行动、“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展开，世界濒临核战的边缘。

书中讲述了多位英苏双重间谍的传奇经历，包括“剑桥五人组”、乔治·布莱克、潘科夫斯基等。观察者网刊载其中一章节，供各位读者一窥这段比间谍小说更离奇的真实历史。

【文/沙青青】

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联核武器、弹道导弹技术的研发进展，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将之视为需要刺探、调查的头等大事。

当时，全天候的卫星侦察尚不存在，高空侦察机则有极高的风险。2025-08-04，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后，美国不得不叫停高空侦察。于是，在侦察卫星投入使用之前，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技术侦察情报真空，进而更依赖如潘科夫斯基这样的人力资源。与潘科夫斯基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军情六处最值得向美国人炫耀的战绩，似乎这就能抵消金·菲尔比和乔治·布莱克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英国情报界重新争得面子。

奥列格·潘科夫斯基（1919—1963），毕业于基辅炮兵学校，曾参加苏芬战争与苏德战争。他的父亲是一名白军军官并死于苏俄国内战争。二战结束后，潘科夫斯基被送去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53年，正式调入格鲁乌，派驻土耳其、印度。1960年，在即将晋升将军前，他被左迁至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据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白军背景，他未能通过克格勃的考察，所以他萌生了不满与报复的想法，并尝试与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建立联系。据说克格勃其实很早就注意到潘科夫斯基与军情六处、中情局的联系，监视了近一年后才在1963年10月底将其逮捕，之后判处其死刑。该事件也被认为是时任格鲁乌局长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被免职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潘科夫斯基的材料不但让西方阵营对苏联弹道导弹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战略焦虑——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技术仍处劣势，西方尤其是美国仍然在技术上领先。

迪克·怀特在陪同麦克米伦访美时就注意到：潘科夫斯基的情报渐渐改变了美国对待苏联的态度，而麦克米伦本人同样对其中内容印象深刻。例如，肯尼迪在竞选时还宣称苏联的导弹研制水平已经超越美国，但根据潘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换言之，对西方而言，潘科夫斯基的最大贡献或许是揭露了赫鲁晓夫的战略欺骗计划。

不过，在接触过程中，军情六处也逐渐发现了这位格鲁乌上校神经质的性格以及古怪的言行。

首先，潘科夫斯基的叛变并非出于理念或意识形态，从一开始他就向英国人索取报酬并提出最好给他便于携带的钻石。除了金钱的欲望，他的变节也带有很深的报复意味：他一直认为是由于自己父亲曾是白军，所以他无法晋升将军，至多只能当上校。

此外，潘科夫斯基还是一个容易陷入自我臆想而又希望得到外界关注、承认的人。在与军情六处的接触过程中，他一再要求英国人称赞、承认他的重要性，要求获颁爵位，甚至提出要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而让军情六处对潘科夫斯基的精神状况产生疑问的是，这位变节的格鲁乌上校声称：英国和美国应该设法暗杀赫鲁晓夫，甚至提出可以在莫斯科周围安放迷你核弹，一举消灭苏联整个领导层。面对这位变节者的要求和各类异想天开的想法，军情六处只能连哄带骗地勉力安抚。

一个亟须重建声誉的情报机关，一个充满虚荣心的叛逃者，这个组合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对此，彼得·赖特的评价是：

“潘科夫斯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到来纯属巧合。如果说某个组织亟须一场胜利，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军情六处。当时的军情六处受到菲尔比和乔治·布莱克的双重打击，在克拉布事件和灾难性的苏伊士行动之后士气极度低落，而迪克·怀特试图重振士气。”

而在军情六处与潘科夫斯基接触的同时，还有一名克格勃的间谍与中情局取得了直接联系。

1961年12月，克格勃战略规划部门的少校阿纳托利·戈利岑（Anatoliy Golitsyn）在芬兰赫尔辛基叛逃，由中情局护送而辗转抵达美国。在叛逃前，戈利岑正以苏联驻芬兰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在当地活动。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时间，当时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尔顿就对戈利岑进行了审讯。安格尔顿急于向戈利岑求证一条在他心中盘旋了十余年的疑问——金·菲尔比究竟是不是苏联人的间谍？

阿纳托利·戈利岑出生于乌克兰的皮里亚廷，二战结束后加入克格勃并在其战略规划部门工作，官至第一总局少校。1961年，他利用外派芬兰大使馆的机会叛逃至美国。在中情局接受问询时，他坚持只与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安格尔顿谈话。他曾告知安格尔顿：中情局持续被苏联方面渗透，并指出除他以外的苏联叛逃者可能都是“假货”。 彼得·赖特认为戈利岑成功说服了安格尔顿。军情五处的阿瑟·马丁曾与戈利岑会面。后者的情报确认了金·菲尔比的间谍身份并第一次明确提到“克格勃在英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五人组情报网络’”，而戈利岑认为这个网络所涉及的人员其实早就不止五人了。 不过，戈利岑也是指责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为苏联间谍传闻的始作俑者之一，这导致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论者。1996年的电影《碟中谍》（Mission:Impossible）曾以阿纳托利·戈利岑为原型，虚构了一个角色——亚历山大·戈利岑（Alexander Golitsyn）。

对安格尔顿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结。当菲尔比以军情六处联络人的身份在华盛顿工作时，二人曾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菲尔比被指为苏联间谍时，安格尔顿起初难以置信，而这一事件也彻底改变了安格尔顿的职业生涯与工作态度。多年后，他甚至说过：如果他是一个杀人犯，那么他一定会宰了菲尔比。

1953年，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1954年，安格尔顿被任命为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在亲身经历过菲尔比事件后，安格尔顿开始对任何蛛丝马迹都首先投以怀疑的目光，甚至认为任何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应该首先假设自己所在的机构已经被其他势力渗透，并以此为前提开展工作。这种过激的观点，也让不少人认为他因菲尔比事件而变得偏执，乃至崇尚阴谋论。

詹姆斯·安格尔顿（1917—1987）。二战期间，安格尔顿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长期旅欧，负责在意大利及中欧地区的情报搜集与交换工作。二战后，他成为中情局的创始成员。在经历菲尔比事件后，安格尔顿转而坚信中情局、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等西方情报机构已遭苏联方面严重渗透，他以不择手段寻找卧底、内奸而闻名，甚至多次指控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Trudeau）等外国领导人也是苏联间谍。1965年，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强烈要求撤换罗杰·霍利斯，导致后者最终退休。中情局第六任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Helms）曾称其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最卓越的反间谍人员”。不过，由于其观点过激，中情局内部长期存在“安格尔顿派”与“反安格尔顿派”的冲突。而彼得·赖特自然是安格尔顿在军情五处乃至整个英国情报圈子中最坚定的盟友。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两个人“互相刺激对方的偏执想法”。

戈利岑提供的情报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到诸如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等人的名字，但其提供的信息足以间接地确认这些人的身份。安格尔顿自然也将这些情况转告给英国的同行，并同意让英国也派人来找戈利岑问话。于是，军情五处局长霍利斯、军情六处局长迪克·怀特都不得不同意再次调查并审讯菲尔比。前者曾是菲尔比所推崇的反间谍干部，后者则在1951年主持过对菲尔比的调查。

起初，他们选择的调查人选是五处的阿瑟·马丁，因为他也曾在1951年参与调查，对菲尔比知根知底。结果到最后一刻，却换成了尼古拉斯·埃利奥特（菲尔比曾经的好友）。埃利奥特被派去贝鲁特调查菲尔比，理由是他之前曾担任过贝鲁特的站长，也成功处理过乔治·布莱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