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表现为制定和执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等诸多方面。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而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则需从苏联十月革命谈起。

十月革命的实践说明历史是由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同构成的。一般性表现为历史的必然法则，而特殊性则表现为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对于俄国革命而言，是特殊性给俄国革命造成了可能性。

藉此，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方面，列宁通过对十月革命的实践总结，提出首先改变上层建筑，再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列宁的认识，指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可以相互转化的学说。当不能改变上层建筑就无法改变生产关系的时候，上层建筑的改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即无法改变生产力的时候，变革生产关系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事实上，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观察，可以发现制度变迁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基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认识，即生产力率先改变，继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的改变引起上层结构的改变；另一条道路则是我所概括的，即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类似，都是遵循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最终是与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相融合。

进一步地，毛泽东结合苏联模式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斯大林的批判反思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初探索。斯大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规律认为，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可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性为条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仅在于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关系也是可以改革的。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起点即是自觉的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形成了相对分权的计划体制，这一体制更容易产生中国后期的改革实践。先进行生产关系变革，再诱发生产力变革表现为一种规律，这一规律对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适用。

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谱系中的基因特质。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执政党，更是革命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才有可能率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带来今天的发展。

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创造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功创造了将“党的领导”、“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表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与发展中。

孟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中，资本的保值增值是最重要的目标，满足群众的需要是相对次要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简单来讲，这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公有制、按劳分配及有为政府，保证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始终遵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三条也基本界定了国家经济治理的主要架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结合了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尊重了社会生产力的特性、尊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作用就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一般而言，既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要发挥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作用。对于政府而言，既需要政府发挥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也需要政府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此外，国家经济治理还有第三项功能，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基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合理配置资源，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国家经济治理的第三项作用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受到生产关系约束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可以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品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

习近平同志说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要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一就要求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符合集体利益的集体目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个人是基于自私心行动的，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协调，最终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实现。在这里，西方经济学虽然承认集体利益的存在，但却认为集体利益是事后形成的，而非预先确定并加以实现的。

第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现是以集体知识的存在为条件的。然而，西方经济学却认为知识只能是个人知识，并不存在集体知识或组织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能够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进行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工具，不应只受利润目标的支配，还应该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生产，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物质文化需要是具体的，是使用价值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价值的目标。我们要平衡好价值目标与使用价值目标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党的领导是关键环节。在市场经济引导规范资本发展，既需要引导规范非公资本，也需要引导规范公有资本，以便其健康发展。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在其他国家中常见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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