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腾洛赫尔】

数字时代的冲突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与其军事力量和战略能力大致匹配。所谓战略能力，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能力，即使仅仅施加隐性威胁，也会对其他社会造成破坏。然而，这种基于力量权衡的均势不是静态的，不能自我维持。相反，均势的维持首先依赖于各方就这一力量的构成要素及其使用的合法界限达成共识；其次，它需要体系内所有成员——尤其是对手——就各个国家的相对能力、意图和侵略的后果进行一致的评估；最后，它需要一个实际的、公认的平衡。当体系中某一方的力量不成比例地增长、打破平衡时，体系将组织对抗力量或适应新的现实，以设法做出调整。当均势的权衡变得不确定，或当各国对各自相对实力的权衡结果完全不同时，由误算引发冲突的风险就会达到最高。

在当今时代，所谓“网络武器”的出现使上述权衡更具抽象性。网络武器涉及军用和民用两个领域，因此其作为武器的地位是模糊的。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武器之所以能行使和增强军事力量效用，主要是因为其使用者未披露其存在或未承认其全部能力。传统上，冲突各方都不难认识到发生了交战，或者认识到交战各方是谁，会计算对方的战力，并评估其部署武器的速度。可是，这些在传统战场上颠扑不破的道理却不能直接套用到网络领域。

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其部署可以被察觉，其能力可以被（至少粗略地）计算。相比之下，网络武器的效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不透明性；若被公之于众，其威力就会减损。网络武器利用不为人知的软件漏洞，在未经授权用户许可或知情的情况下，侵入网络或系统。在“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如对通信系统的攻击）的突发事件中，攻击者可能会使用大量看似有效的信息请求来压垮系统，使之无法正常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攻击的真实来源可能被掩盖，使人（至少在当时）难以或无法确定攻击者。即使是最著名的网络工业破坏事件之一—破坏了伊朗核项目中制造控制计算机的震网（Stuxnet）病毒，也从未被任何政府正式承认。

震网病毒对伊朗核项目造成了破坏（图源：CyberHoot）

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可以相对精确地瞄准目标，根据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其瞄准对象只能是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而网络武器可以广泛影响计算和通信系统，往往可对民用系统造成有力打击。其他行为体也可基于其他目的，对网络武器进行吸纳、修改和重新部署。某种程度上，网络武器与生化武器类似，其影响能够以非预期的、未知的方式传播，往往不仅影响战场上的特定目标，且波及大范围的人类社会。

因此，网络军备控制难以被概念化，从而进一步推行。核军备控制的谈判人员可以公开披露或描述一类核弹头，不必否认其功能。而（目前尚不存在的）网络军备控制谈判人员则需要面对以下悖论：一旦对网络武器的威力进行讨论，可能就会导致这种威力的丧失（允许对手修补漏洞）或扩散（对手得以复制代码或侵入方法）。

关键网络术语和概念的模糊性使这些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观察者将形式各异的网络入侵、在线宣传和信息战称为“网络战”、“网络攻击”或“战争行为”。但这些词汇不固定，甚至有歧义。例如，侵入网络以收集信息的活动，可能与传统的情报收集类似，尽管涉及范围有所不同；部分国家在社交媒体上干预选举的活动，则是一种数字化宣传、虚假信息传播和政治干预的结合，其范围和影响远超以往任何时代。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扩展，使依托其上的此类活动成为可能。此外，其他网络行动也可能造成与传统敌对状态类似的实际影响。网络行动的性质、范围及归属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看似基本无误的因素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冲突是否已经开始、与谁冲突、冲突涉及什么、冲突可能升级到何种程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大国正陷入一种网络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性质和范围尚无现成的定义。

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面临一个核心悖论：一个社会的数字能力越强，就变得越脆弱。计算机、通信系统、金融市场、大学、医院、航空公司、公共交通系统甚至民主政治都依托于系统，而这些系统或多或少可被网络操纵或攻击。随着发达经济体将数字指挥和控制系统整合到发电厂和电网中、将政府项目转移到大型服务器和云系统中、将数据转誊到电子账簿中，它们在网络攻击面前也就变得倍加脆弱。这些行为提供了更丰富的目标集合，因此仅仅一次成功的攻击就可能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与此相对，面对数字破坏，低技术国家、恐怖组织甚至个人攻击者所承受的损失可能要小得多。

网络能力和网络行动成本较低，且具有相对的可否认性，因此，一些国家可能会使用半自主行为体来执行该功能。与一战前夕遍布巴尔干半岛的准军事集团一样，这些半自主团体可能难以控制，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开展挑衅活动。网络领域中行为的快速和不可预测性、各种行为体间关的复杂性，以及可以极大削弱一国网络能力并搅乱国内政治格局（即使这些活动不会升级到传统的武装冲突水平）的泄密者和破坏者的存在，都可能诱使决策者“先发制人”，以防遭受致命打击。

网络领域行为的速度和模糊性有利于进攻方，并鼓励以“积极防御”和“向前防御”寻求扰乱、排除攻击。网络威慑可能达到的程度，部分取决于防御者的目标及衡量成功的标准。最有效的攻击往往不会达到武装冲突的传统定义门槛（通常未得到立即承认或正式承认）。即便是为了威慑，也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网络行为体公开其全部的能力或活动，无论该行为体是政府的抑或非政府的。因此，尽管新的能力正在涌现，相关战略和理论仍处于隐蔽的阴影中，以不确定的方式演变。我们正处于全新的战略前沿，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促进政府和工业界密切合作以确保有竞争力的安全能力，还需要大国之间在适当的保障措施下及时就网络军备限制进行讨论。

人工智能与安全领域的动荡

核武器的破坏性和网络武器的神秘性，正日益与一种更新的能力相结合，也就是前几章中所谓基于人工智能原理的能力。各国正在悄无声息地、有时是试探性地、但又确凿无疑地发展和部署人工智能，这将促进各种军事能力的战略行动，进而对安全政策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非人类逻辑引入军事系统和过程，会给战略带来改变。通过与人工智能共同培训或与之合作，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洞察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不安。军队与人工智能的伙伴关系，或将否定传统战略和战术的某些方面，而加强另一些方面。如果人工智能被赋予权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攻击性或防御性的）网络武器或飞机等物理武器，它可能会迅速执行人类难以执行的功能。例如，美国空军的人工智能ARTUμ已经在飞行测试中成功驾驶飞机并操作雷达系统。ARTUμ的研发初衷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做出“最后抉择”，其能力仅限于驾驶飞机和操作雷达系统，但其他国家和设计团队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限制了。

ARTUμ成功驾驶U-2 Dragon Lady通过飞行测试（图源：Air Force）

人工智能的自主和独立逻辑能力不仅有可能推动变革，还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料性。大多数传统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都基于对人类对手的假设，即假设对手的行为和决策计算符合某种可识别的框架，或者可由经验和传统智慧界定。然而，当人工智能驾驶飞机或用雷达扫描目标，它遵循的是其自身的逻辑，难以被人类所理解，也不受传统信号和佯攻的影响，而且，其逻辑执行速度往往高于人类的思维速度。

战争一向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但人工智能的进入将为其带来新的变数。人工智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事物，因此，即使是那些创造出人工智能并使其设计或操作的武器的强国，可能也无法确定其威力、无法预判其行动。人工智能可以感知到人类无法或无法快速感知的环境，甚至能以超越人类的思维速度与思维广度进行学习和改进，对于这样一种事物，我们怎么可能制定有针对性的进攻或防御战略呢？如果人工智能辅助武器的效果取决于人工智能在战斗中的感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那么，某些武器的战略效果是否只能在使用中得到证明？如果竞争对手在静默和保密的情况下训练其人工智能，那么在冲突尚未发生时，领导人能知道己方在军备竞赛中是领先还是落后吗？

在传统的冲突中，对手的心理是战略行动瞄准的关键点。但算法只知道指令和目标，而不知士气或怀疑为何物。由于人工智能可以适应其所遇现象，当两个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彼此对抗时，交战双方都无法准确理解这一交互将产生何种结果、造成哪些附带影响，也就无法清晰地把握对方的能力、预测冲突的代价。对人工智能武器的工程师和构建者而言，由于受到这些限制，他们在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更注重提高武器的速度、影响广度和持久度，从而使冲突更激烈、广泛、不可预测。

同时，即使有人工智能辅助，强大的防御也是安全的先决条件。新技术的普遍性使人们无法单方面放弃它。然而，即便是在整兵备战时，各国政府也应该评估并尝试将人工智能逻辑加入人类战斗经验，以使战争变得更人道、更精确。新技术对外交和世界秩序的影响也需加以反思。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扩大现有武器的打击能力，进而改变行为者的战略和战术选择。人工智能不仅能提高常规武器的瞄准精度，还能改变瞄准方式，比如（至少在理论上）瞄准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物体，而非某个地点。通过研究大量信息，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可以学习如何渗透防御，无需人类寻找可利用的软件漏洞。同样，人工智能也可用于防御，在漏洞被利用之前发现并修复它们。但是，由于攻击者可以选择目标而防御者不能，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进攻方即便不是战无不胜，也能占得先机。

如果一个国家面对的对手已经训练人工智能来驾驶飞机、独立瞄准并决定开火，这将如何影响战术、战略或诉诸升级战争规模（甚至是核战）的意愿？

人工智能开辟了信息空间能力，包括虚假信息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大量似是而非的虚假信息，包括伪造的人物、图片、视频和演讲等，以此为信息战和心理战推波助澜。理论上，人工智能可以合成看似真实的冲突照片和视频，让公众人物“发表”他们其实从未说过的言论，并将其以最有效地方式广泛转发给目标群体，迎合人们的偏见和期望。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合成形象被对手操纵，以制造不和或发布误导性指令，公众（甚至其他政府和官员）能够及时识破骗局吗？

与核武器领域不同的是，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并不存在公认的禁令，也没有明确的威慑（或升级程度）概念。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打造人工智能辅助武器，包括实体武器和网络武器，据报道，其中一些已投入使用。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部署机器和系统，这些系统具有快速逻辑推理和不断演化的行为能力，可用于攻击、防御、监视、传播虚假信息，以及识别和破坏敌方的人工智能。

随着变革性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发展和传播，在没有可验证的限制因素的情况下，世界主要国家会继续追求优势地位。它们会假定，新的、可用的人工智能一旦出现，就必定会扩散。由于具备军民双重用途、易于复制和传播，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关键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开的。即使对其加以监管，监管机制也很难做到无懈可击：监管方式可能随着技术进步而过时，也可能被窃取人工智能者发现漏洞。人工智能的新用户可能会调整基础算法，以实现迥然不同的目标，一个社会的商业创新可能会被另一个社会用于维护安全或信息战。政府时常会采纳尖端人工智能发展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方面，以满足其国家利益设想。

平衡网络力量平衡、将人工智能威慑概念化的相关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对这些概念给出确切定义之前，对此类问题的规划是抽象的。比如，在冲突中，交战一方可能试图使用或威胁使用一种效果未知的武器，以此摧垮对方的意志。

而最具颠覆性且不可预测的影响，可能发生在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遭遇之时。纵观历史，积极备战的国家对其对手的理论、战术和战略心理，即便不是洞若观火，至少也有大致了解。这使对抗性战略和战术得以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象征性话语（例如拦截靠近边境的飞机、通过争议水域等）。然而，当由人工智能来制订计划或锁定目标，甚至由人工智能在常规巡逻或冲突期间提供动态协助时，这些原本熟悉的概念和互动可能会变得陌生——人们需要与一种新型智能打交道，而该智能的运作方式和战术都是未知的。